杨英丨统美于礼：汉魏晋南北朝“步摇”的演进、差异及合流

“步摇”是中国古代女性的一种插簪类首饰。当下学界对步摇的研究，或从历史源流方面梳理，或作考古学进行分型，或从美术学角度进行分析，并在上述分支领域均已取得丰富的成果。本文不揣简陋，试在前人基础上，结合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再作分析。笔者认为，发源于西亚的黄金制作工艺，经过欧亚草原丝绸之路被沿途各民族吸收，由此制成的各类物品传递着各民族的文化和审美意趣；该工艺在传入中国北方游牧地区和中原地区后，也对当地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北方游牧地区的步摇和汉晋时期中原地区的步摇在体系、源流上均有差别。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后，对舆服制度进行了重构，除创造出女性能戴的冠以外，还进行了多次舆服改制。直到隋统一中国后，北族步摇和汉晋步摇的不同传统才最终合流。一、北方民族的步摇冠、花树步摇

黄金制作工艺源自西亚。距今4300多年前，在两河流域就产生了制作黄金的锤揲、拉丝、吹珠等工艺。在属于苏美尔文明时期的乌尔王陵中，出土了随葬侍女头部所戴的半环形额饰，它用连排的一枚枚金树叶穿缀而成，这些金叶均由金箔锤揲而成；乌尔王陵还出土了一把木柄黄金匕首，其柄部前端三角部分缀满了小金珠。这些黄金器物反映出当时的黄金制作工艺已相当精湛。两河流域的黄金制作工艺向周边传播，这通过各地的出土文物即可印证。黄金工艺流布各地又服务于当地的文化和审美，于是在那些制作精美的黄金器物背后，体现出的是不同区域的文化传统。黄金制作工艺沿着草原东传，影响了位于中国北方匈奴、东胡、鲜卑等民族——这些游牧民族普遍喜欢使用摇叶就是黄金制作工艺东传的反映。摇叶的使用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如阿鲁柴登匈奴墓出土的耳饰，其下部缀有尖形摇叶（图1）；辽宁省锦州市义县保安寺墓出土的匈奴金耳饰，下部是呈牌形的摇叶（图2）。这些不同形状的摇叶制作——将黄金锤揲成薄片，再剪成各种形状的扁片——体现了中亚的黄金工艺特征。摇叶往往跟其他装饰配合使用，如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毛力吐鲜卑墓出土了一件东汉时期的金冠饰，该冠下部为一圆盘形底座，上立一只鸟（有学者认为此鸟与“燕”有关），在鸟的双翅和尾翼边缘上有4个小孔，上缀可以摇曳的圆形叶片（图3）。张玉安认为这件金冠就是较早出现的步摇冠的一种。

图1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出土的战国耳饰。图片引自杨伯达主编：《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第1卷，河北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

图2 辽宁省锦州市义县保安寺墓出土的匈奴耳饰。图片引自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燕文物精粹》，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图3 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毛力吐鲜卑墓葬出土的金凤鸟冠饰。图片引自杨伯达主编：《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第1卷。学界认为，以上这些黄金制作工艺和装饰风格是慕容鲜卑步摇冠的来源。倪润安认为，鲜卑在早期檀石槐（137—181）时的金器，如马形牌饰、鹿形牌饰、漩涡纹耳饰等，主要出土于其统治区域的东部和西部，这应与檀石槐鲜卑王庭、制作部落的位置和金矿资源的分布有关，而且这些金饰也借鉴了欧亚草原西部的图像造型。此时期的一些制作部落后来成为段氏鲜卑的一部分，“段氏”之名正是由锤击、锻打的技艺引申而来，这也表明段氏掌握了金器制作的技艺。步摇冠在慕容鲜卑中十分风行，《晋书》有载：

曾祖莫护跋，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从宣帝伐公孙氏有功，拜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之北。时燕代多冠步摇冠，莫护跋见而好之，乃敛发袭冠，诸部因呼之为步摇，其后音讹，遂为慕容焉。

可见，在莫护跋于三国曹魏初率部入居辽西之前，步摇冠在辽西已经风行了。东北部族喜欢用鸡（雉）羽、摇叶等光彩夺目之物装饰冠的习俗由来已久。《汉书》记载西汉江充“衣纱縠禅衣，曲裾后垂交输，冠禅步摇冠，飞翮之缨”，江充身着后垂“交输”（垂于后部的三角形布幅），曲裾深衣，头戴“禅步摇冠”。漆纱冠为中原男子所戴，但两侧插戴羽毛则是借鉴北方民族的做法，江充是赵地邯郸人，而邯郸邻近代北，可见北方民族以夺目饰物点缀冠之法对邯郸地区有所影响。江充的冠插了羽毛，若插的是金摇叶，便与慕容鲜卑的步摇冠非常近似。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步摇冠，有六树金丝制成的摇叶枝，在每支金枝的下端各弯出3个小环，各环里挂摇叶，该冠今存摇叶13枚，冠上还镶嵌有蝉纹金珰，则是受中原舆服制度影响的产物。至北周，王褒在《日出东南隅行》中这样描述显贵少年之风貌：“银烛附蝉映鸡羽，黄金步摇动襜褕。”也就是说，少年戴着装饰有鸡羽的黄金步摇冠，冠上有附蝉（即沿袭汉晋朝服而来的冠上的蝉纹金珰）。这说明直至北周，舆服体系中仍然部分保存着着源于东胡诸部以雉鸡羽或金摇叶这样醒目艳丽的物品装饰冠的传统。

在三燕时期的步摇中，花树步摇是出土数量最多、最为主流的形式，它由矩形牌座和花树状缀叶枝干组成。男性步摇冠顶部的花树较小，在佩戴时，将穿有摇叶的金枝固定在圆形皮帽或布帽上，以免因骑马等剧烈活动而跌落；花树枝繁叶茂者为女子所戴，用以衬托容貌。辽宁北票房身村晋墓中除出土了花蔓状金步摇外，还出土了耳环、指环、金钏等，由此可推测墓主为女性。田立坤认为这种花树步摇的佩戴方式，是将“花树顶金步摇冠饰”罩在软质冠帽之上加以固定，而笔者认为佩戴方式可能是把矩形的山题部位固定在帽子正面额部上方，使花树步摇位于前额上方的正面。此类冠如何佩戴需配合发型来理解，详见下文。

北方游牧民族或髡发，或披发，或辫发，其中拓跋鲜卑辫发即“索头”；乌丸和东部鲜卑则以“髡头”（髡发）著称，《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云“父子男女，相对蹲踞，悉髠头以为轻便。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着句决，饰以金碧，犹中国有冠步摇也……嫁女娶妇，髡头饮宴”，《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曰“唯婚姻先髡头”，均指男子髡头。无论辫发还是髡发，男性的头顶都不会出现汉族因盘发而隆起的发髻，因此他们戴冠的时候直接将布质或皮质半球形冠或帽套头顶上即可。阿鲁柴登战国晚期匈奴墓出土的金冠上立着一只雄鹰，金冠与毛制品或棉麻制品等共同连缀成一只完整的冠帽（图4），显然是配合披发使用的。慕容鲜卑的习俗与乌丸同，即为髡发，《晋书·慕容皝载记》载慕容皝上书晋自称“臣被发殊俗，位为上将”，此“被发”可能是髡去一部分后将其余部分结辫披下。有学者根据上述慕容皝的记载，参考北燕考古资料，推测慕容鲜卑的“被发”是剃去头顶以外的全部头发，并将顶发蓄长，向下披散。此外还可参考吐谷浑的发型。吐谷浑原为鲜卑慕容氏的一支，游牧于辽河西昌黎棘城以北，《晋书·吐谷浑传》记当地妇女“以金花为首饰。辫发萦后，缀以珠贝”，可以推想慕容鲜卑与此差异不大。吉林榆树老河深鲜卑墓M1的墓主头颈部有数挂珠饰，考古报告认为是颈饰，不确，因为珠饰并未垂弯成整串，而是散于两侧，很可能是披发结辫时缀于发中的珠饰（图5）。

图4 阿鲁柴登战国晚期匈奴墓出土的金冠。图片引自杨伯达主编：《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第1卷。图5 吉林榆树老河深鲜卑墓M1出土的发饰。图片引自张英、王侠、何明：《吉林榆树县老河深鲜卑墓群部分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2期。披发结辫，头顶上戴帽，在帽顶上再妆饰花树、鹰或鸟等金饰物，或在帽前额上方装饰花树步摇，这就是慕容鲜卑的步摇冠。后来，这种步摇冠流传到拓跋鲜卑区域，以内蒙古乌兰察布达茂旗西河子北朝墓出土的马首鹿角金步摇、牛首鹿角金步摇为例（图6），此二步摇为纯金制作，镶嵌宝石和极为细小的金珠，其形制和工艺来自对慕容鲜卑花树步摇的模仿。北燕的文化对北魏早期的文化和制度多有影响，《魏书·序纪》记载：在什翼犍建国二至二十五年（339—362）之间，慕容部建立的前燕与拓跋部就频繁联姻，内蒙古达茂旗西河子发现的步摇冠可能就是在联姻背景下产生的。此时的拓跋鲜卑仍然是披发，被南齐称为“索头”，北齐时期出现胡化风潮，从北齐徐显秀墓葬俑的发型可窥见拓跋鲜卑最初的“索头”样子：留全发不髡剃，脑后结许多辫子，步摇冠就是直接戴在这种发型上的。类似的例子还有大同沙岭北魏7号墓，墓主夫妇都戴步摇冠。拓跋鲜卑男女均可戴帽，这一点与汉晋制度下男子戴冠、女子露髻有本质差别。大同沙岭北魏7号墓中墓主夫妇均戴冠，而且女主人颈后披发，说明此时尚未要求女子都梳汉式盘髻。从出土的北魏墓中的男、女俑看，鲜卑人无论男女、贵贱均可戴帽，若将花树步摇固定在帽前，就成为步摇冠。

图6 内蒙古乌兰察布达茂旗西河子北朝墓出土的牛首鹿角金步摇（左）、马首鹿角金步摇（右）。图片引自张景明：《中国北方草原古代金银器》，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 北方诸民族习俗多样，徐秉坤认为慕容鲜卑与夫余、高句丽等北方诸民族均借鉴了“摇叶”这一形式，且均结合本民族已有的文化传统加以创造性利用，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金步摇饰品。总之，慕容燕、北朝步摇冠所体现的文化因素与中原汉晋不一样，随着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并在衣冠方面汉化，首服礼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后在北齐、北周的不断重构中，才形成以北朝女性能戴冠的习俗为基础、吸收汉晋南朝的“副笄六珈”制度，发展出新式女性头冠。

二、从簪珥到爵钗——周至两汉步摇的演变

中原华夏服饰早在周代就形成了完备的制度，《礼记·玉藻》中多有记载。源自西亚的黄金制作工艺传入中原后，为华夏服饰所吸纳，由此产生的黄金器物图案及所传递的文化精神最终形成了独特的华夏舆服制度。从周至汉，华夏贵族女性的首服礼制一直以“副笄六珈”为基本制度，但后期有较大增益：周代的“副笄六珈”以衡笄为基本形制；汉代继承此制，称为“簪珥”，此时“步摇”仅指簪首有珠子垂下的垂珠步摇。随着黄金制作工艺的传入，簪珥中出现了爵、华等复杂构件，再加上瑞兽元素，见于《礼经》记载的“副笄六珈”便落实成新的形制，“步摇”也开始指含有爵华、瑞兽的复杂首饰套件。（一）“副笄六珈”

从周至汉晋南朝，华夏女性发型的基本形制都是露髻，贵族女性发髻上还有假发“副”，在此基础上戴笄或钗，可戴帼但不戴冠。相应地，周至汉晋女性礼制首饰发展的大致脉络是从衡笄发展成簪珥，然后增加了关键性装饰“爵华”，这一脉络始终以礼经所说的“副笄六珈”为基本形制。

礼经中对周代王后首服的记载见于《周礼·天官·追师》，“追师掌王后之首服，为副、编次、追、衡笄”，即王后的首服由副、编次、追、衡笄组成。

副，郑玄注：“副者，妇人之首服。《祭统》曰：'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袆立于东房’。……玄谓副之言覆，所以覆首为之饰，其遗象若今步摇矣。”礼经中的“副”就是假发，因为跟真发相对，所以称之为“副”。

编次，郑玄注：“编，编列发为之，其遗象若今假紒矣。……次，次第。发长短为之，所谓髲髢，服之以见王。王后之燕居，亦笄緫而已。”编次即编好的假发。王后平时燕居休闲的时候“笄緫”，为束发之帛，緫为青黑色帛，即王后休闲居家的时候，用笄束发，再用青黑色帛缠绕，若见王的时候就要穿正装并戴上假发“编次”。假发编成的“副”在考古中有发现，马王堆汉墓辛追夫人就拥有“副”，符合她作为诸侯夫人的身份等级。

追，冠名，《仪礼·士冠礼》曰：“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夏代之冠被称为“追”，据《周礼·追师》载王后也可以用追。周代，仅男子能戴整体包裹住头的冠，女子一般露髻，《追师》所言王后之“追”形制如何已难以考证。

衡笄，《周礼·追师》中郑玄注：“衡，维持冠者。《春秋传》曰：'衡紞纮綖’。”“衡”为男子戴冠时穿过发髻的固定小棍，女子的衡笄为固定发髻时横向穿过之笄，左右各一，下面以丝带（紞）悬玉瑱，垂在“副”的两边，悬于耳际。

可见，周代女子的基本发型是以笄盘发。贵族女子在此基础上要戴编好了的假发以象征身份地位，是为副。“副”的两侧插“衡笄”，衡笄末端悬着“瑱”。因为副、笄已足以固定发髻，悬挂的“瑱”（“珈”），就成了装饰意义的玉首饰。孔颖达疏《诗·鄘风·君子偕老》：“王后之衡笄皆以玉为之，唯祭服有衡笄，垂于副之两傍，当耳。其下以紞悬瑱是也。编次则无衡笄，言珈者，以玉珈于笄为饰。”《君子偕老》载卫宣姜“鬒发如云，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意思是卫宣姜发量丰富，不必施加假发（髢），她头上戴着玉做的瑱和象牙制成的揥（即衡笄）。若是加六种首饰，即为“六珈”。《君子偕老》又曰“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说明周代即有此制，“六珈”是王后及国君夫人的正式首服。郑玄笺：“珈，笄饰之最盛者，所以别尊卑。笺云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饰，如今步摇。上饰古之制所有未闻。”郑玄认为“六珈”类似汉代的步摇，但上古“六珈”之制如何，他也说不清楚。

“副笄六珈”到汉代仍是基本制度，马王堆辛追墓可反映出这种“副笄六珈”之制：马王堆一号墓主人没有耳孔，“副”覆于真发之上，头上有三支笄，分别为竹笄、玳瑁笄、角笄。竹笄为固定本发所用，其余两笄为插饰，玳瑁笄长19.5厘米，角笄长24厘米，符合《后汉书·舆服志》所描述的“簪以瑇瑁为擿，长一尺”之制。

（二）簪珥

簪由先秦时期的笄发展而来。周代的笄比较简单质朴，到汉代，笄演变为簪，汉乐府《有所思》“双珠玳瑁簪”句，即说明了有用玳瑁做成的簪。笄若首端有珠下垂，走路会摇晃，是为垂珠步摇。《释名·释首饰》云“上有垂珠，步则摇也”，说明在笄的首端加了坠饰。田立坤指出，垂珠步摇即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中老妇额前所戴的首饰形象，这与东汉以后的女性步摇、草原民族步摇、域外步摇分属不同的系统，没有承继关系，甚确。马王堆帛画上所绘老妇发式与墓主人发髻实物的形态，以及笄上所饰叶片基本一致，其形式可上承《周礼》所记载的贵妇首服。

关于簪或笄上的装饰，以马王堆汉墓为例，马王堆一号墓墓主前额及两鬓有木花饰品29件，其中花瓣形7件，三叉形、梯形、半弧形各1件。这10件饰品大小相近，长宽约1厘米，厚0.2厘米，通体涂朱，侧面贴金叶。有的还在正面和背面的下部朱地上涂黑、镶金，有的金叶上有小孔眼。另19件均为截锥形，长不到1厘米，似为花饰上的蒂饰。这些木花饰品当时可能是用丝线或金属丝编联起来，戴在前额作为装饰品。从花瓣贴金看，此时的黄金制作工艺还比较原始，未见有范铸、掐丝、吹珠等工艺，尚不能制造出需要高超工艺的“爵”即雀（凤鸟）、“华（花）”，故而此时的木花瓣仍然只是簪前端的点缀，与《续汉书·舆服志》所记载的组合“爵华”尚有较大差距。

珥起初应指“以紞悬垂于耳侧”的瑱，需要注意的是，瑱并非耳坠，《释名·释首饰》曰：“瑱，镇也。悬当耳旁，不欲使人妄听，自镇重也。或曰充耳。充，塞也。塞耳亦所以止听也。”可见，瑱的佩戴方式是或悬挂在耳旁，或塞进耳朵，目的是戒听。而且，自周代起，中原就没有在耳垂穿孔戴坠饰的传统，正如《释名》所载，“穿耳施珠曰珰。此本出于蛮夷所为也。蛮夷妇女轻淫好走，故以此琅珰锤之也。今中国人效之耳”。马王堆一号墓墓主也无耳孔，可说明当时中原不流行穿耳戴饰。但出土发现超过200件汉代耳珰，这类耳珰通常以玉、玛瑙、琉璃等比较晶莹润泽的材料制成，通体呈圆柱形，下部为喇叭形，尺寸在2至3厘米左右。汉代耳珰佩戴方式应为系于簪首作垂饰，因为靠近耳部，所以称“珥”，跟男子冠附属的“充耳”有戒听之寓意一致，只是后来戒听之意淡化，装饰功能极大增强。李芽认为汉晋时期的耳珰有四种佩戴方式：直接穿进耳垂上的耳孔、系于簪首作为簪珥的垂饰、以丝线系挂于耳廓之上和以丝线系挂于耳垂上的耳孔之中，这些佩戴方式反映了古人在金属工艺尚不完备之时发明出以玉石空心耳珰作为穿挂坠饰的情况。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汉代贵族女性的簪珥组合继承了由周代“副笄六珈”奠定的基本结构，即对称的一组簪、簪端加珥垂饰。至晚在东汉时期，原为织机构件的“胜”出现在簪的顶端，比如画像石中西王母佩戴胜的形象，这也反映了早期簪珥的组合形象（图7）。簪珥是礼服的正式配套首饰。汉武帝曾谴责钩弋夫人“脱簪珥叩头”，馆陶公主见汉武帝时“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顿首谢曰”，这说明见天子时必须戴簪珥。到后来，珥才有穿耳垂珠之耳饰之意，学界对此已有翔实考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玉部”以珥为瑱，释瑱为“塞耳”“充耳”，是对上古冕服所附“充耳”的合理解释。

图7 汉画像石中的西王母戴胜形象。图片引自《中国画像石全集5·陕西、山西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三）簪珥的重要变化和东汉礼制性步摇的出现

簪珥在东汉变得繁复起来，《续汉书·舆服志》记载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庙服：

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庙服，绀上皂下，蚕，青上缥下，皆深衣制，隐领袖缘以绦。翦氂帼，簪珥。珥，耳珰垂珠也。簪以瑇瑁为擿，长一尺，端为华胜，上为凤凰爵，以翡翠为毛羽，下有白珠，垂黄金镊。左右一横簪之，以安帼结。诸簪珥皆同制，其擿有等级焉。

皇太后的入庙首服，其关键构造有：“华胜”（“擿”），簪顶端的装饰，即上文所述汉画像石西王母所佩戴的配饰，学者对它所指为何多有考证，“华胜”源于纺织工具，让女性佩戴这种配饰意在提醒妇女的日常工作责任所在，可见，将“华胜”做成首饰符合礼制的精神。“耳珰垂珠”，上文已述汉晋中原女性并不流行穿耳，“耳珰垂珠”并不是指穿耳洞之后将耳珰戴进去垂下，而是在“耳珰”（即“瑱”）的下面缀有垂珠，即以中空的耳珰穿线系垂珠在下面，这样，戒听的意义少了，装饰的意义进一步增强。“黄金镊”，池文汇、胡晓认为是簪珥的构件，此处的“黄金镊”是“凤凰爵”的垂饰，《说文》曰：“聂，附耳私小语也。”“聂”字加金旁，表明是金属尖片与白珍珠一起点缀在凤凰爵上，所以称“黄金镊”。此种黄金镊的记载仅见于《续汉书·舆服志》，它要晚于马王堆一号墓主所处的时期，马王堆一号墓主的花瓣贴金技术还比较原始，黄金镊出现在华夏首饰上要到东汉时期。以华胜、凤凰爵为簪珥是汉代太皇太后、皇太后的首服制度，皇后的首服与之相比还有差异，皇后谒庙时的大礼服和首饰制度是：

皇后谒庙服，绀上皂下，蚕，青上缥下，皆深衣制，隐领袖缘以绦。假结，步摇，簪珥。步摇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桂枝相缪，一爵九华，熊、虎、赤罴、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六兽，《诗》所谓“副笄六珈”者。诸爵兽皆以翡翠为毛羽。金题，白珠珰绕，以翡翠为华云。

皇后服饰制度的核心组件是“假结、步摇、簪珥”。“假结”即上文所说的“副”或“编次”。在东汉皇后首饰的组件中，关键的增益是“步摇”，此步摇不是北方民族步摇冠那个步摇，而是从属于华夏冠服制度的关键性首饰，韦正称之为“爵兽步摇”，其重要特征是“一爵九华（花）”。簪珥、爵花组合在一起的“步摇”是经过重要发展而形成的首饰组合套件，跟西汉初的垂珠步摇已不可同日而语，应为东汉永平冕服制度改革后的皇后礼服制度。从工艺繁复程度看，从衡笄发展到簪珥已是一大进步，但从簪珥继续发展成爵花步摇，还需要黄金制作工艺的进步才能做到。春秋战国时期，锤揲、掐丝、错金银等黄金制作工艺渐次出现在中原，这些工艺的进步，才使得步摇构件中最关键的增益部分——爵华形成。爵（雀）出现在汉代首饰上，跟周至汉时期人们对凤鸟或雉鸡的崇拜有关。从周代起，凤鸟就是吉祥的象征，《周礼·内司服》中皇后六服有“袆衣、揄狄”等类别，郑玄认为袆衣是画了“翚”（生长在伊水、洛水南部，白底，有五色花纹的雉）花纹的衣服；“狄”即翟，即雉，揄翟是画了“摇”（生长在江淮之南、青底、有五色花纹的雉）花纹的衣服。凤鸟纹在西周铜器中甚为常见，但至今未发现周代首饰中有爵（雀），这是因为周人崇尚俭朴，并无用贵金属妆饰身体的习惯，此时也无制造精细黄金首饰的工艺。汉代是金银器工艺大发展的时代，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毛力吐鲜卑墓出土的金凤鸟冠饰显示了黄金制作工艺此时已传到草原地区；甘肃凉州红花村出土的步摇花更是技艺精湛，金花中间的一枝茎端站立着一只小鸟，小鸟口部有圆环，下挂一圆形金片（图8）。尽管《续汉书·舆服志》记载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庙服首饰中的凤凰爵至今并无实物发现，但从出土的金花、掐丝嵌绿松石金辟邪等实物来看，此时的黄金制作工艺高超，当时的匠人完全有能力制造出凤凰爵。

图8 甘肃凉州红花村出土的步摇花。图片引自甘肃省文物局：《甘肃文物菁华》，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皇后首饰中的“九华”即九朵花。甘肃省凉州红花村出土的东汉时期步摇花，是“一雀七花”，金花高8厘米，直径6.4厘米，经锤揲、焊接、镶嵌而成。花枝上有4片长条形叶片，叶片顶端焊有小圆环，原本应悬挂有饰物，现已亡佚。叶片中间伸出八枝弯曲的细茎，茎端有4朵小花、3朵花苞，中间一枝茎端站立着一只小鸟，花心原本镶嵌有各种色彩的宝石，已经丢失。此一雀七花的形制，扬之水、张玉安均认为跟《后汉书·舆服志》中的“一爵九华”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除了整体金花之外，汉墓还经常出土一种经锤揲而成的椭圆或尖头薄金片，有的实心，有的镂空，以往均被认作是瓜子形摇叶，池文汇、胡晓指出这些薄片并非摇叶，而是零散花瓣，甚确。与这类瓜子形金片同时出土的还有其他形状的锤揲金薄片，有方胜形、圆形、鱼形、钱形、涡纹形等，这些皆是汉代习见的纹样，说明到东汉时期，黄金锤揲工艺被广泛用来表现华夏传统图案。因此，瓜子形金片并非北方游牧民族饰品中习见的那种晃动摇叶。将这些金片（花瓣）通过尖头处的小孔穿缀起来，就构成整朵金花，它是根据中原礼制制作的，因中原地区的审美观念和服饰制度而存在。

除了爵、华（花）之外，出土实物中还有一些黄金镶嵌的瑞兽，这些瑞兽尺寸通常都很小。定州43号汉墓发现的黄金掐丝辟邪，镶嵌有绿松石，工艺极为精湛。除了金辟邪之外，还出土有金羊，这两种物品在两晋墓葬中也有出土，但不同的是定州墓的金辟邪、金羊运用了掐丝工艺，眼睛等部位镶嵌了绿松石、红宝石、水晶等宝物。辟邪是“副笄六珈”中“六珈”之一，“六珈”即熊、虎、赤罴、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六种瑞兽。可见，汉代比附礼经“副笄六珈”的记载，将之落实，后被魏晋首服制度继承。

总之，到东汉时期，锤揲、拉丝、吹珠、范铸等黄金制作工艺被中原宫廷掌握，用来制造中原审美之下的华胜、鱼等祥瑞图案及爵、花、瑞兽等技艺高超的工艺品。“副笄六珈”从礼经记载落于现实，《后汉书·舆服志》所描述的那种华丽的步摇套件已经出现。

（四）组合与佩戴方式

汉代女子基本发型仍然是盘髻，西汉时，女子发髻款式似乎尚未跟礼仪制度发生密切关联。司马相如《子虚赋》有载：“于是郑女曼姬……蜚襳垂髾。”“垂髾”，颜师古解释说：“髾谓燕尾之属。皆衣上假饰，非髻垂也。”不确。髾字从“髟”，为长发盘髻后散下来的丝缕发尾，配曲裾深衣显得时尚飘逸，此为时尚发型，不是礼制规定下的正式发型。此外，贵族女子还要在盘髻基础上掺加假发，立起为高髻。东汉明帝的马皇后把头发梳成四起大髻还有富余，剩下的头发能绕髻三圈。大部分妇女没有如此丰富的发量，就要借助假发。当时贵族妇女喜欢把发髻梳得很高，《后汉书·马廖传》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汉代一尺约为今23厘米，如此高耸的发髻，没有假发掺入并固定是难以做到的。在这样的发髻上需要先戴巾帼，再插上带爵华的步摇，这种佩戴方式可以从川渝地区流行的东汉簪花陶俑看出，已有学者指出以巾帼插戴三枝花饰是仿照步摇套件的形式而来的。

爵、华等构件形成一个整体，就是一具步摇。东汉刘熙《释名·释首饰》对“副”与步摇的描述为：“王后首饰曰副。副，覆也，以覆首。亦言副贰也。兼用众物成其饰也。步摇，上有垂珠，步则摇动也。”这是与东汉永平冕服制度相配套的东汉后宫妇女的服制，它仍以“副笄六珈”为基础。韦正通过搜集和分析东汉晚期步摇构件发现，定州、洛阳、邗江等地出土步摇构件的都属于东汉晚期墓葬，定州中山王刘畅墓、邗江广陵王墓中的金步摇构件应该分别属于中山王夫人和广陵王夫人的命妇服饰，东汉晚期的爵兽式步摇已经代替华夏传统的垂珠式步摇成为命妇之服。

从衡笄到簪珥再到步摇，其构件的组合方式是基本固定的，只是从簪珥到步摇的发展过程中添加了大型的爵钗和一定数量的金花。爵钗固定在“金题”上，“白珠珰绕”——金珰周围围绕以白珠，以翡翠（翠鸟羽毛）为花。由此，形成了步摇的新形制，它包括爵、花，是簪的复杂化（图9），这种符合礼制、复杂化的簪，统称“步摇”，跟北方民族的步摇冠和花树步摇不同。

图9 五起大髻、金珰、一爵九华步摇、黄金龙首衔白珠簪珥构拟复原图。图片引自池文汇、胡晓：《中国步摇源流考辨及形态复原——兼与“步摇西来说”商榷》，《形象史学》2022年第1期。经过周秦两汉的发展，礼制首饰的基本结构从此奠定，形成汉晋华夏制度，直到南朝均在恪守。

三、魏晋南朝步摇对东汉的继承

魏晋南朝的首服礼制，是在保持盘发露髻的基础上，加之以爵、花为核心的“副笄六珈”。魏晋的“副笄六珈”之制，比之东汉，基本形制变化不大——继承了东汉的“假髻”形式（“蔽髻”），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花钿，但与北方民族的浓艳繁复之风相比还是有明显差异的。（一）蔽结、爵花和花钿

晋代贵族妇女发型与汉代一样，也是以假发掺入真发编成发髻。《晋书·五行志》有载：“太元中，公主妇女必缓鬓倾髻，以为盛饰。用髲既多，不可恒戴，乃先于木及笼上装之，名曰假髻，或名假头。至于贫家，不能自办，自号无头，就人借头。遂布天下，亦服妖也。”汉刘熙《释名·释首饰》曰：“髲，被也。发少者得以被助其发也。”东汉和西晋，贵族女性正式礼仪场合的基础发髻不同，东汉为“大手结”，西晋为“太平髻”，具体形制已难详考。但二者都有假发掺入，形成假髻。因为假髻能将自己的头发遮住，所以又被称为“蔽髻”。蔽髻按照上面插戴“䥖”的数目分等级，《晋书·舆服志》载：“太平髻，七䥖蔽髻，黑玳瑁，又加簪珥。九嫔及公主、夫人五䥖，世妇三䥖。助蚕之义，自古而然矣。”洛阳西朱村曹魏墓M1出土“三结”石楬，赵超认为“结”即蔽髻，是古代贵族妇女罩在发髻上的装饰物；左骏认为蔽髻“就是用女性首饰将发髻遮掩起来”，这类蔽髻应是“制作特定的冠罩”；欧佳认为蔽髻是用以附着䥖的金属框架，䥖戴于假髻之上（女性头上出现金属框架的冠罩是北朝才有的形制，汉晋无此传统，后文有详述）。洛阳西朱村曹魏墓M1出土的蔽髻是先秦两汉“编次”的延续，应是承续汉马王堆辛追夫人使用的那种假髻，上面插有首饰，使用时可以罩在自己的发髻外，这样才能将自己的头发遮蔽住。“三䥖蔽结”就是上面镶嵌了三个“䥖”的假发髻。

洛阳西朱村曹魏墓M1出土的“三䥖蔽髻”石楬所记文字为：“翡翠、金、白珠挍三结一具，柙自副。”“”同“蔽”；“结”与“髻”谐声，可通；“”当读作“䥖”，“三结”即“三䥖蔽髻”。“䥖”与“蔽髻”尚未见于《续汉书·舆服志》，唐杜佑《通典·嘉礼七》在“魏制”中记录了“七䥖蔽髻”：

魏制，贵人、夫人以下助蚕，皆大手髻，七䥖蔽髻，黑瑇瑁，又加簪珥。九嫔以下五䥖，世妇三䥖。诸王妃、长公主，大手髻，七䥖蔽髻。其长公主得有步摇，皆有簪珥。公特进列侯卿校代妇、中二千石世妇以下夫人，绀缯帼，黄金龙首衔白珠，鱼须擿，长一尺，为簪珥。

由此可见，“若干䥖蔽髻”应于曹魏时才正式进入礼制系统，西朱村曹魏墓M1出土石楬所记当是目前可见有关“䥖”及“蔽髻”最早的文字材料。上文石楬中的“翡翠”在魏晋时指鸟羽，“金、白珠”当谓“金珠”和“白珠”，“金珠”又称“金粟”即细小金珠，“白珠”指白色珍珠。此“三䥖蔽髻”以翠羽、小金珠及白珠装饰，确为奢华。晋成公绥《蔽髻铭》曰：“诗美首弁，班有□□。或造兹髻，南金翠翼。明珠星列，繁华致饰。”不难想象“翡翠、金、白珠挍三䥖蔽髻”在装饰上的繁复华丽。蔽髻的使用有严格的礼制规定，《晋书·服志》曰：“贵人、贵嫔、夫人助蚕，服纯缥为上与下，皆深衣制。太平髻，七䥖蔽髻，黑玳瑁，又加簪珥。九嫔及公主、夫人五䥖，世妇三䥖。……长公主、公主见会，太平髻，七䥖蔽髻。其长公主得有步摇，皆有簪珥，衣服同制。”《宋书·礼志》云：“第三品以下，加不得服三䥖以上、蔽结、爵叉、假真珠翡翠校饰缨佩、杂采衣、杯文绮、齐绣黼、镝离、袿袍。”西朱村石楬正记“袿袍以下凡衣九袭”，由此推测，“三䥖蔽髻”及“七䥖蔽髻”的使用者当是妃主命妇。《通典·嘉礼七》所载魏制“七䥖蔽髻”用于“贵人、夫人以下助蚕”，世妇方用“三䥖”，皇后“蔽髻”上所饰“䥖”的数目，按《宋书·礼志》引晋《先蚕仪注》谓“皇后十二䥖，步摇，大手髻”。可见，蔽髻上面“䥖”的数目因等级不同而不同。

除了蔽髻之外，步摇上的点缀物主要是爵、花两种，此为沿袭汉代而来。传《列女仁智图》和《女史箴图》上即有魏晋时期此种装饰形象（图10），两图中的雀钗继承了两汉的爵（雀）之制。但沈从文认为《女史箴图》妇女头上戴的饰件是拟古之作而非两晋制度所有，不确。这其实是当时士大夫女子首饰的真实反映，因为先秦和西汉早期并无爵钗。爵钗是魏晋至南朝的贵族乃至宫掖女子的常戴饰品，曹植《美女篇》所载“头上金雀钗，腰佩翠琅玕”即描述了采桑的士大夫女子装扮。爵钗又形成等级制度，《初学记》卷十引《晋起居注》对“雀钗”注曰：“有司今月九日，当拜郑夫人右婕妤。案《仪注》，应服雀钗。”是说郑夫人在被拜为右婕妤的典礼上应戴雀钗。由此可见，魏晋制度是一脉相承的。

图10 《列女仁智图》中的许穆夫人所戴爵钗（左），图片引自杨新、班宗华等：《中国绘画三千年》，外文出版社1997年版。《女史箴图》中女子所戴爵钗（右），顾恺之，《女史箴图》，绢本设色，英国大英博物馆藏。在出土实物中，更多见的是金花瓣。湖北鄂城三国孙吴直至六朝的八座墓葬分别出土心形“摇叶”71枚，其中有10枚位于主人头部；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出土“花瓣形金片10片，均作六瓣形，径1.7厘米，中有小孔，其薄如纸，重仅0.18克，系模制而成”；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M2出土8件桃形金叶和部分金饰残件；南京温峤墓出土金叶9件，叶尖端有细孔；南京仙鹤观2号、6号墓中出土35件桃叶形金片，同时出土许多女性饰品，王志高等指出这些花瓣“是东汉魏晋时期贵族妇女所戴步摇之构件”，有的“摇叶”与串珠、散珠在一起，可能是衣冠上的饰物。

在以上出土的金花瓣中，临沂洗砚池晋墓的镂空形金片跟洛阳烧沟汉墓的镂空形金片颇为相似，二者都是镂空形金花瓣。这些零散的金花瓣若从尖端小钻孔辐辏攒起来，就成了一个整体的金花。东汉墓舞女俑头部花朵的结构反映了花瓣可以一片一片辐辏起来攒成花朵（图11），中原和南方出土的“瓜子形摇叶”穿孔在叶尖，恰能辐辏攒起来形成金花。南京市郭家山东晋一号墓、镇江市畜牧场东晋墓出土的金花钿有不少是整体的花形，可以认为是花瓣未被分散时的样子。

图11 东汉墓舞女俑头饰的花瓣结构。图片引自中国陵墓雕塑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陵墓雕塑全集3·东汉三国》，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金花瓣复原后组成整朵金花，跟爵（雀）组合形成“一爵N花”的礼制组合。它沿袭了东汉以来礼制首饰的结构形制。多瓣一体的小金花还可以插在发髻里作点缀，就成为金花钿。金花、金钿的数量均要服从礼制规定，这是汉晋华夏首饰的制度要求。而北方草原地带金步摇饰物仅具枝叶，不饰花朵，更接近中亚出土的饰品，与汉晋的“一爵九华”步摇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

䥖是中古出现的新词，西朱村石楬写作“”，《宋书》《晋书》《南齐书》中的《礼志》写作“䥖”，后又被“钿”取代。“钿”“䥖”同字异体，是指以金、银、玉、螺壳等嵌成的花形饰品。从形状上可分为：雀钿，如《初学记》引《东宫故事》曰：“太子纳妃，有同心雀钿一具”；花钿，梁刘遵《应令咏舞诗》“履度开裾襵，鬟转匝花钿”，南京郭家山东晋一号墓即有金花钿实物出土（图12）；水滴钿，安徽当涂县孙吴大墓“天子坟”（传为吴景帝孙休定陵）即出土了13枚水滴形金钿（图13），除此之外，还出土了步摇花、神兽、黄金龙首、金胜饰等。金钿制作工艺为掐丝炸珠，池文汇认为钿的出现代替了原步摇下部的金珰，其形态、装饰工艺、位置均与金珰有相似之处。梁萧纲《七劝》曰“金钿没翠，步摇藏花”，说明金钿是插在头发中的。

图12 江苏南京市郭家山东晋一号墓出土的金花钿。图片引自扬之水：《中国古代金银首饰》卷一，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

图13 安徽当涂县孙吴大墓“天子坟”出土的水滴形金钿。图片引自池文汇、胡晓：《中国步摇源流考辨及形态复原——兼与“步摇西来说”商榷》，《形象史学》2022年第1期。

除了爵、花之外，魏晋南朝也继承了汉代步摇饰六种瑞兽的传统。出土发现的金饰片中瑞兽屡见，如湖北鄂城墓出土的仙人骑兽形金片、南京仙鹤观晋墓出土的羊形金饰等（图14），但这些瑞兽未必是熊、虎、赤罴、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这六种。韦正认为，东晋时期各地墓葬中的这些金饰的形状、尺寸十分接近，应是接受某种行政指导的结果，证明东晋女性命服的冠饰存在统一的样式，并具有相当的约束力，这种行政指导，即礼制对女性首服的规定。

图14 湖北鄂城M2112:11号墓出土的仙人骑兽形金片（左），图片引自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编著：《鄂城六朝墓》。南京仙鹤观M6:61号墓出土的羊形金饰、南京仙鹤观M6:60号墓出土的金辟邪（右），图片引自南京市博物馆编：《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文物》2001年第3期。除了花钿，常出土的还有一种钱形金片，如鄂城六朝墓、嘉峪关魏晋墓M7: 65出土的钱形金片，两墓金片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且均有厌胜辟邪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各种金饰片仍不宜理解为耳坠，因为魏晋南朝坚守华夏传统，上层女子仍然不流行穿耳，这从《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等古画中的女子无一穿耳戴饰即可以看出。这些金饰片或系于簪首，类似汉代的“珥”，或插于鬓发内作为“钿”。魏晋南朝步摇套件的基本结构没有改变，一直继承东汉以来的华夏礼制首饰传统。

（二）金珰——从男冠饰到女首饰

除了花钿、爵华，另一个与汉晋时期首饰礼制有重大关系的是金珰。金珰起初为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产物，蔡邕《独断》曰：“赵武灵王效胡服，始施貂蝉鼠尾饰之，赵以其君冠赐侍中。”郑樵《通志》卷四七“赵惠文冠”注：“秦灭赵，以其君冠赐近臣。胡广曰，'赵武灵王效胡服，以金珰饰首，前插貂尾为贵职’。”可见，金珰借鉴了北方草原民族广泛流行的金牌饰法。周代，华夏冠服制度就已完善，战国时期北方草原民族流行金牌饰的工艺传到华夏，赵武灵王为冠镶嵌金珰，只是加些点缀，加大冠的外在区分度，这其实是对华夏礼制精神的秉承和发展。

从考古实物看，自战国时的秦国至汉代，中原官府作坊的工匠已经逐渐掌握了制作牌饰的工艺，他们为特定人群制作北方艺术品作为商品或者赐物，在制作过程中依然遵循华夏审美特征与舆服制度，从而产生了金珰这类饰品。汉代，金珰为男性朝服冠帽所用，随着掐丝、焊珠、镶嵌等黄金制作工艺技术的成熟，金珰在汉晋时期勃兴。罗富诚认为金珰是金饰片的总称，可细分为金博山和金珰。金博山是山形，内部为蝉纹，近侍之臣如侍中、常侍，“加金珰，附蝉为饰”；而皇帝的冠前“加金博山述，乘舆所常服也”，为山形金珰。考古中多发现晋代金珰，如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出土5件金珰；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出土蝉纹金珰1件，骑兽纹金珰2件，方形兽面纹金饰1件，该墓墓主被推测为东晋初期的某位皇帝。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出土的骑兽纹金珰与湖北鄂城东晋墓发现的仙人骑兽金饰件纹样相似，它们与皇后“副笄六珈”首饰中的瑞兽属于同一体系（图15）。

图15 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出土的金珰（左），图片引自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临沂洗砚池晋墓》，文物出版社2016年版。江苏南京仙鹤观M6墓出土的金珰（中），图片引自南京市博物馆编：《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文物》2001年第3期。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出土的骑兽纹金珰（右），图片引自南京大学博物馆 、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编：《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北方地区发现最早的金珰出土于甘肃张掖高台地梗坡四号墓，此墓为前凉张弘妻氾心容墓，与南京仙鹤观M1、M6东晋墓出土的金珰形制几乎完全一致，可见前凉承续了西晋传统（图16）。北燕冯素弗墓也出土了3件金珰，2件金珰附蝉，1件佛像纹金珰，金片上缀满摇叶（图17），顶部山形为仿晋代金珰的形制，而加缀的圆形摇叶则来自北方民族系统。

图16 甘肃张掖高台地梗坡四号墓出土的金珰。图片引自扬之水：《中国古代金银首饰》卷一。

图17 冯素弗墓出土的压印佛像金珰。图片引自杨伯达主编：《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第1卷。晋代女性使用金珰是从男性服制借鉴而来。韦正认为前凉氾心容墓墓主头部的蝉纹金珰是女性步摇的构件，类似情况在南京仙鹤观M6墓表现得更为典型：在蝉形金珰附近有桃形金片、花瓣形金片，还有金钗、金辟邪等，这些构件恰能组成一套符合礼制的“步摇”——花瓣形金片组成“花”，金辟邪是“六珈”中的瑞兽。因为墓主不是皇后，不可能有“六珈”之制，但按礼制降杀，墓主的步摇上可以镶嵌符合规格的金珰和瑞兽。又如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湖北鄂城M2112墓，虽然出土时饰品次序已被打乱，但其中有桃形、花瓣形金花等女性装饰用品，可以说明金珰主人为女性。

总之，在晋代女性首服中，金珰跟爵、花（华）进行了结合。《晋书·礼志上》记载皇后亲蚕时“女尚书著貂蝉佩玺陪乘，载筐钩”，此“蝉”即为金珰。《晋书·礼志上》又曰：“公主、三夫人、九嫔、世妇、诸太妃、太夫人及县乡君、郡公侯特进夫人、外世妇、命妇皆步摇，衣青，各载筐钩从蚕。”此“步摇”即是符合礼制的大型爵钗，高官之妇下葬时将步摇随葬，符合她们命妇的身份。但步摇中不一定都含有金珰，南京仙鹤观M2墓是东晋高崧与其夫人谢氏之墓，随葬步摇中就没有金珰，说明此时“步摇”跟金珰的结合还不是稳定的一体结构形式。从金珰使用的范围看，汉代将之用于朝廷官员的进贤冠上，而后随着后宫和命妇品级制度的完备，金珰被用于女钗，应该是到晋代才有此制。汉晋女性露髻不戴冠，因此女尚书的蝉纹金珰不是附着在冠上，而是附在爵钗头饰上。但毕竟金珰的样子更像牌饰，不足以体现女性的柔美，因此，在后世女性首饰中，金珰便被花钿取代，进而逐渐消失。

（三）魏晋“步摇”的组合方式

《晋书·舆服志》记晋代皇后谒庙之制：

皇后谒庙，其服皂上皂下，亲蚕则青上缥下，皆深衣制，隐领袖缘以绦。首饰则假髻、步摇，俗谓之珠松是也，簪珥。步摇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支相缪。八爵九华，熊、兽、赤罴、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六兽，诸爵兽皆以翡翠为毛羽，金题白珠珰，绕以翡翠为华。元康六年，诏曰：“魏以来皇后蚕服皆以文绣，非古义也。今宜纯服青，以为永制。”

晋制延续了东汉永平以来冕服制度中的皇后首服制，即有假髻、步摇、簪珥。步摇的形制也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支相缪”，即用贯穿的珍珠交缠成花枝。爵（雀）的数量有变化，东汉是一爵，晋代是八爵，六兽是熊、兽、赤罴、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考古发现中未见严格对应的“六珈”，但多有羊、辟邪等瑞兽金饰。此时皇后谒庙的“副笄六珈”步摇，要比一般阶层女子的步摇繁复。《女史箴图》仅用雀花钗，没有“六珈”，是礼制降杀的结果。池文汇等对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屏风漆画中的妇女头饰作了研究（图18），发现娥皇、女英、周太姜等古王后戴3枝金黄色花饰，舜后母戴1枝花饰，而班婕妤、鲁师春姜等则无花饰，可见花饰（即步摇花）是礼制等级的标志物，花朵的多少体现的正是礼制的隆杀。司马金龙是降于北魏的东晋宗室后裔，上述屏风漆画中的饰品即反映了北魏对汉晋后妃首饰制度的继承。

图18 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屏风漆画（局部），图片引自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

四、隋代的合流与一统

上文对北方的步摇冠和中原地区的“副笄六珈”步摇作了考察。战国至两汉，黄金制作工艺传入中原和草原，匠人们用锤揲、范铸、炸珠、掐丝、镶嵌等技艺来制作表现中原和草原不同文化审美的产品。中原宫廷匠人用黄金做成爵钗、金花和瑞兽，其与珠玉、翡翠（羽毛）结合，形成了璀璨夺目的“副笄六珈”，汉晋礼制首饰制度对此一脉相承。北方草原另行一条发展道路——三燕吸收黄金制作工艺创造出独具特色的金步摇冠，北魏则在汉化过程中坚持了男女都可戴冠的习俗，并据此建构起舆服制度。在《帝后礼佛图》中，北魏皇后戴冠兜住头部，并受佛教影响采用莲花图案，冠两侧还出现了博鬓（图19）。兜住头部和出现博鬓是北朝女子所戴之冠区别于南朝的重要特征，这种戴冠方式也对后世女性戴冠产生了巨大影响，著名的隋炀帝萧后冠就是这一形制（图20）。萧后冠是南北一统后，在首服礼制和审美上南北合流且被官方确认的物化表现，它有冠罩框架和博鬓，冠上缀满了花树、花钿，极为繁复富丽。萧后冠构件可分为三类：冠罩和博鬓，花树，花钿。冠罩和博鬓源于北朝，花树、花钿则是借鉴南朝的首服爵钗要素发展而来的。

图19 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前壁南侧自上而下第三栏《帝后礼佛图》中文昭皇后的头冠，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藏。

图20 萧后冠仿制品的正、背面，图片引自伊铭：《花树摇曳钿钗生辉：隋炀帝萧后冠实验室考古报告》，《考古》2019年第10期。王永晴、欧佳认为文献中的“蔽髻”是指冠罩，后来发展成为长条基座及连接它们的金属框架，这一观点值得商榷。上文已述汉魏时期的“蔽髻”是遮住头发的假发髻，上面插了首饰，且魏晋南朝女子发型为露髻，并没有冠罩，采用金属框架制成冠罩是北方统治者根据女性可以戴冠的传统制造出来的，并非汉晋制度。考古发现的冠罩框架的残件均为隋唐时期。不过北朝采用汉式衣冠制度后，“蔽髻”或“假髻”仍然存在，《隋书·礼仪》记载北齐皇后和命妇首服制度：

皇后玺、绶、佩同乘舆，假髻，步摇，十二钿，八雀九华。……内外命妇从五品已上，蔽髻，唯以钿数花钗多少为品秩。二品已上金玉饰，三品已下金饰。内命妇、左右昭仪、三夫人视一品，假髻，九钿……九嫔视三品，五钿蔽髻，银章，青绶，服鞠衣，佩水苍玉。世妇视四品，三钿，银印，青绶，服展衣，无佩。

在内外命妇服制中，一品九钿假髻，三品五钿蔽髻，四品三钿蔽髻；在宫人女官中，二品七钿蔽髻，三品五钿，四品三钿，五品一钿。形成一个按“钿”的数目降杀的命妇首饰等级序列。北朝“蔽髻”是袭用汉晋之制。根据文献记载，北魏后妃命妇服制直到北魏孝文帝太和（477—499）中期才得以初建，而标志事件是宋将殷孝祖妻萧氏归魏。萧氏出身南朝顶级士族之家，“多悉妇人仪饰故事。太和中，初制六宫服章，萧被命在内预见访采，数蒙赐赉”。由此可窥见沿袭魏晋而来的南朝刘宋之制对太和年间北魏后宫服饰制度的直接影响。

“博鬓”是附着在冠罩框架上的翼装装饰。北齐娄睿墓出土有博鬓（图21），《隋书·礼仪志》在记载隋袭用北齐制时云“自皇后已下，小花并如大花之数，并两博鬓也”；贵妃、德妃、淑妃“首饰花九钿，并二博鬓”，说明隋的博鬓是沿袭北齐之制。隋炀帝萧后冠的博鬓则是隋开皇制以后的产物，此时已经实现了南、北步摇在形制、装饰方面的合流。

图21 北齐娄睿墓出土的博鬓。图片引自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齐东安王娄睿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花树”是由借鉴汉魏晋南朝爵华中的“华”而来。北魏至北齐、北周，冠服制度屡变，《隋书·礼仪志》记北周皇后衣有十二等，但未明确提到首服制度。隋人认为北周“舆辇衣冠，甚多迂怪”，因此隋文帝即位后改周制，“定令，采用东齐之法”，《隋书·礼仪志》记载隋初开皇定令，其中有关首饰制度为：

皇后首饰，花十二树。皇太子妃，公主，王妃，三师、三公及公夫人，一品命妇，并九树。侯夫人，二品命妇，并八树。伯夫人，三品命妇，并七树。子夫人，世妇及皇太子昭训，四品已上官命妇，并六树。男夫人，五品命妇，五树。女御及皇太子良娣，三树。

在此记录中，“树”是用来指示“花”的数量单位。考古发现中，隋李静训墓出土的闹蛾花树钗和萧后冠所装饰的花树（图22），均为将金花安插在钗座上。二者的不同在于，李静训墓出土的金银珠花头钗并不是镶嵌在冠罩上的，为日常所用首饰，而萧后冠上的花树是多簇地镶嵌在冠罩上的，为礼仪用品。

图22 萧后冠饰花树结构，图片引自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花树摇曳 钿钗生辉：隋炀帝萧后冠实验室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19年版。花钿源于魏晋时期的“䥖”。萧后冠上的花钿呈水滴形、六瓣镶嵌形，此为继承北朝和隋的制度而来。唐代的花钿也屡有发现，说明经过北朝、隋，在冠罩框架上镶嵌多簇花树（有时还有雀）、多枚花钿构成华丽的凤冠，已成为制度。这些元素的结合，体现了南北“步摇”的融合，也印证了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礼仪的“三源说”。

结语

本文对汉魏晋南北朝至隋“步摇”的演变、南北差异及最终合流作了考察。具体来说，锤揲、掐丝、吹珠等黄金制作工艺最初产生于两河流域，经过中亚传至中国北方草原以及中原地区。慕容鲜卑的步摇冠就是利用这些黄金制作工艺，结合本民族审美而产生的独具特色的冠饰。中原地区吸收了这些工艺，为礼制首饰的制造奠定了基础。周代，舆服制度就已完善，首服以女性“副笄六珈”制度为代表，它以衡笄为核心，并无黄金饰物点缀。到汉代，衡笄发展成簪珥，伴随着这一时期黄金制作工艺的成熟，簪珥上出现了“爵”“华”两种关键性构件，加上六种瑞兽元素，于是礼经中的“副笄六珈”有了新展示。制作成实物之后，便产生了汉式爵兽“步摇”，东汉永平制度中的皇后首服“步摇”就是其基本形制。曹魏时期增加了“花䥖”，晋代女性步摇构件中出现金珰，后被“花钿”取代。但总体上说，魏晋南朝与东汉制度一脉相承。在北方，北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初期受北燕制度影响很大，因此步摇冠在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习见。此后北魏在服制改革中，结合本民族男女皆能戴冠之俗，构建出女性也能戴的兜头、有博鬓的冠，冠罩上再按级别点缀从南朝“爵华”继承而来的花树、花钿，就形成了北朝隋唐步摇冠的基本形制，它跟汉晋南朝露髻插戴的“步摇”有本质的差别，是南北各种元素合流的产物。至此，女性对美的自然需求，已被统摄于首饰礼制的等级性规定之下。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招标项目“中国礼制文化与国家治理研究”（项目批准号：22VLS004）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杨英责任编辑：李卫